TCL李東生：支持在新型顯示領域建立核心技術競爭力

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今年兩會帶來兩份建議，分別是《關于支持在新型顯示領域建立核心技術競爭力的建議》、《關于支持中國企業提升全球化經營能力的建議》。

李東生建議，采用多種方式鼓勵我國企業和日本、歐洲等國家開展技術合作，加快我國新型顯示關鍵技術發展和突破，提升我國企業在新型顯示技術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以下為建議詳情：

關于支持在新型顯示領域建立核心技術競爭力的建議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李東生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半導體顯示產業投入已達13000億元，目前產業規模已成為全球第 一。但面板產業中高、精、尖的關鍵材料和核心裝備仍嚴重依賴進口，國產替代問題亟待解決。當前我國新型顯示產業發展主要面臨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美國逐步強化對中國的技術限制，中國企業從美國引進新技術的合作途徑已基本阻斷。目前全球前十大半導體核心裝備生產商中，美國企業有4家，日本企業5家。美國在新型顯示技術領域擁有一批全球龍頭企業，創新能力和技術實力領先。比如，新型顯示材料領域的UDC、陶氏化學、Nanosys等公司；顯示基板材料的康寧公司，柔性基板材料的杜邦公司；在裝備方面的Kateeva公司。以上科技公司在部分關鍵技術上已實現全球領先，像UDC公司在紅、綠色OLED有機發光摻雜材料方面已形成壟斷。而國產新型顯示關鍵發光材料在國內市場占有率僅約5％，LCD和OLED核心材料的國產化率分別只有47％和17％。

近年來，美國單方面對我國發起貿易戰，除了提高產品關稅、禁售高科技產品外，還脅迫其它西方國家共同參與和加強對中國的技術封鎖，使我國企業通過投資方式獲取美國新技術的途徑基本受阻，加劇了我國新型顯示產業發展被“卡脖子”的風險。

二是我國新型顯示材料研發周期長、風險高，終端應用推廣難的問題突出。我國在新型顯示關鍵材料與核心裝備領域投入分散，科研與產業脫節，材料和裝備等研發成果難以產業化。此外，由于顯示材料與裝備研發周期長，加之從研發到應用缺乏關鍵的中試環節，新材料及新裝備在下游面板廠商的導入風險極高，一旦出現失誤將使廠商出現重大損失，因而出現國產材料與裝備“不敢用”的問題。

中國面板業要實現從大到強，打破技術瓶頸，避免受制于人，就必須完善產業鏈的薄弱環節，在新型顯示領域建立核心技術競爭力。為此，我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是針對美國政府的技術限制，建議加強和日本、歐洲等在新型顯示材料和裝備領域具有優勢的國家開展技術合作。日本、歐洲企業在新型顯示材料和裝備方面擁有大量領先的關鍵技術。如OLED材料方面的住友化學、出光興產、德國默克等公司；QLED材料的日立化成公司；印刷顯示技術的JOLED公司；關鍵裝備領域的佳能、尼康和TEL等公司。尤其是日本企業在半導體材料領域長期保持著全球絕對優勢。全球70％的半導體硅材料由日本信越化學提供。日本還擁有一批家族型企業，長期專注于某個特定技術領域進行研發，技術含量高、業內地位領先且公司規模不大，很適合投資并購。

建議政府采用多種方式鼓勵我國企業和日本、歐洲等國家開展技術合作。如設立海外產業投資并購基金、給予跨國投資外匯出境便利等多種方式，支持我國企業通過合作、入股的方式加強與日本、歐洲先進新型顯示材料、高端裝備公司的技術合作；鼓勵和支持引進更多國外新型顯示材料、器件和高端設備企業到我國發展，填補國內高端產業鏈空白。同時，通過支持海外投資和并購、專利互換、設立海外研發中心等方式，加快我國新型顯示關鍵技術發展和突破，突破美國技術封鎖，提升我國企業在新型顯示技術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二是針對新型顯示材料研發風險高的問題，建議國家改變重點研發計劃新型顯示材料項目管理模式，探索完善研發項目管理新機制。在新型顯示領域，我國已建立“國家印刷及柔性顯示創新中心”，相關企業正在申請籌建“國家新型顯示技術創新中心”。該中心通過創新機制，首次建立以資本為紐帶、以企業為主體的公共研發開放平臺。經過五年的發展，目前該中心已建成全球領先的G4.5印刷顯示公共研發平臺，彌補了材料從研發到應用所缺失的驗證環節。同時，以終端需求牽引新材料的發展，由多家公司和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完成全球首臺31英寸UHD（超高清）印刷H-QLED樣機，加快了印刷OLED/QLED材料從研發到產業落地的進程。實踐證明，該創新中心能有效統籌組織新型顯示行業關鍵材料技術產業化。

建議以顯示行業國家創新中心為平臺，代表行業統籌落實國家“十四五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中新型顯示相關項目，橫向打通新型顯示上、下游企業間的技術合作；縱向組織高校、科研院所基礎研發與企業應用技術研發的合作，以終端應用需求牽引上游關鍵材料技術的發展，實現從技術到應用的產業化落地。同時，在創新中心架構下，由地方政府和企業共同出資，成立與“十四五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新型顯示有關項目配套的創新基金，定向投資以“十四五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課題為主的項目，也兼顧投資日本、歐洲等在新型顯示領域具有優勢的技術創新型項目。該基金的成立，將擴大重點研發計劃的引導作用，發揮上下游企業間的協同優勢，有效加速技術成果的產業化進程，大幅度提升科研項目產業化的轉化比例，為我國盡快實現新型顯示核心技術的突破提供有力保障。

以上建議，供參考。

關于支持中國企業提升全球化經營能力的建議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李東生

近幾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中美貿易摩擦將深刻影響并重構全球經濟格局。中美貿易摩擦已從貿易逆差問題向投資限制、技術封鎖、人才交流中斷等方面升級，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今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使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發展增添更多變數。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將逐步改變原有國際分工模式和產業鏈構成，導致與美國業務相關的中國產業鏈出現外移。以全球化程度最 高的電子信息產業為例，蘋果公司要求其主要供應商做成本評估，希望將15％-30％的產能轉離中國。惠普、戴爾也要求中國代工廠做同樣評估。有22.7％的美國公司將把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慮將部分或全部制造業遷出中國；33.2％的公司將推遲或取消其投資，只有2.9％的公司將增加在華投資。

如果出現產業鏈大規模外移，可能對中國制造業發展產生不可逆的影響。這將導致我國部分行業的全球制造中心地位逐漸被東南亞等國取代，嚴重削弱我國電子信息配套產業的完整性和競爭力；國內部分外貿型企業為滿足產地要求標準，確保產品正常出口，也會出現將核心器件生產能力保留在國內生產，而將部分終端裝配產線和部分器件產能外移。

在此背景下，建議國家采取多種政策措施，幫助和支持中國企業提升全球化經營能力。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方面要實施針對性的產業政策留住核心產業，鞏固國內產業鏈布局；另一方面，要支持國內企業建立并完善全球產業鏈布局，提升全球化經營能力。對此，我提出建議如下：

一是要實施針對性的產業政策留住核心產業，鞏固國內產業鏈布局。

做好頂層設計，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產業發展必須把握住科技進步大方向，搶抓科技創新制高點。要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變革的機遇期，抓住以區塊鏈、AI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大數據、5G、新材料等為主的新一輪科技創新；鼓勵產業鏈核心企業加快結構調整步伐，積極向產業鏈高附加值方向拓展，實現轉型升級；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兼并重組，以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配置效率；優化金融環境，激活資本市場，營造良好融資環境，在國內形成更有利于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核心產業鏈發展的生態環境。

加強政稅支持，實施針對性政策留住核心產業。統籌用好國家高質量發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資源綜合利用等專項資金，支持上下游企業加強產業協同和技術合作攻關，形成更強創新力，增強產業鏈韌性，提高產業鏈附加值；建立共性技術平臺，解決跨行業、跨領域的關鍵共性技術攻關，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重大核心技術項目給予積極支持；對國內外并購擁有核心技術和重大發明專利的科技型企業或研發機構發生額給與一定比例的補貼；對企業招聘海外專家給予個稅優惠，讓全球人才為我所用；對國內兼并重組涉及的資產評估增值、債務重組收益、土地房屋權屬轉移等給予稅收優惠；通過提高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將基礎研究部分按實際發生額的75％提高到100％在稅前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無形資產攤銷成本的175％提高到200％在稅前攤銷，支持企業加強研發投入。

二是幫助國內企業拓展全球布局，提升全球化經營能力，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產業體系。

要完善對外貿易的信息預警機制。美國、日本等貿易大國在應對貿易摩擦方面積累豐富經驗，建立了應對貿易摩擦的預警機制，不但幫助企業了解國內外市場情況，規避風險，也幫助企業獲取海外商機。中國是遭遇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獲取外貿信息渠道少且時效慢，國家發布預警信息更多集中在境外安全（疫情、治安）方面。政府應加快構建對外貿易預警機制，發布與海外市場相關情況，如行業商務動態、產業信息、法律法規、稅收政策、融資條件、市場需求等，幫助企業掌握國際貿易通行規則，規避貿易風險，降低損失，并為企業主動參與國際反傾銷、反補貼訴訟提供信息支持和法律咨詢。

鼓勵國內金融法律等服務機構建立全球化業務。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急需建立起與之匹配且支持有力的全球化金融、法律、財務、投資銀行體系，保障服務企業拓展海外業務。目前，我國國內銀行、信保、法律業務的能力主要集中在國內，海外業務覆蓋面窄。如中資金融機構僅在6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點，無法全面滿足中國企業全球化業務的多層次服務需求，且在專業化、信息化能力和服務理念上存在明顯差距。中國企業海外業務涉及到貿易及專利紛爭的，基本雇請國外專業公司應對，中國律師多數只能充當輔助角色。國家應盡快出臺政策，鼓勵中國企業設立或收購境外法律機構或會計師事務所，鼓勵中資銀行在境外多設分支機構網點，造就一批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商業服務機構，支持我國企業全球化業務發展。

建立對國內出口型企業的援助機制。建議政府對受中美貿易戰影響的中國企業實施適當幫扶政策。2019年初，美國政府宣布給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較大的美國農業提供120億美元救助金，2019年7月又再增加了160億美元。在目前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若國家能出臺在過渡時期的產業救助政策，包括提供低息貸款、減免稅、產品補貼、加大出口信用保險力度等，可以保持出口業務不出現大幅波動，起到加快拓展全球業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