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出現“用工荒”

　　在中國中部的一家富士康工廠，22歲的王柯(音譯)悶悶不樂地站在墻角。他說，如果工資不能翻一番，就會選擇離開。“我的期望并不高，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畢竟只是一個外來工，”王柯說，“但我希望每月能掙到3500元，這樣才合情合理。”去年12月，在扣除住宿費后，王柯拿到了1600元人民幣(約合258美元)。

　　王柯的這種態度緣于中國勞動力緊缺。過去五年間，中國年輕務工人員減少了近3300萬，但同期制造業卻又創造了3000萬個就業機會。勞動力短缺的局面給富士康等雇主帶來巨大的壓力，這意味著該公司在鄭州工廠的工人基本工資，與在深圳工廠的工人一樣了。這兩個城市一個位于經濟欠發達的內陸地區，另一個則處于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

　　瑞穗證劵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博士稱：“大陸在低成本制造行業的優勢會早于預期消失，我個人認為應該在五年內。內陸地區工資上漲的速度正超過沿海地區。越來越多的制造商會考慮將工廠遷往越南、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

　　工資上漲以及工廠遷址，正在給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模式帶來不利影響，這種已存在三十年的模式，將生產設備、廉價勞動力、基礎設施和供應鏈高度集中于一地，節省了大量成本。正是憑借這一點，大陸一躍成為全球主要的低端商品供應商。瑞士信貸亞洲經濟研究部門主管陶冬指出，隨著大陸制造成本的升高，全世界都將會感受到商品價格上漲的壓力。

　　陶冬說：“中國已不再是推動全球通脹回落的中流砥柱。隨著全球市場需求的增長，全球通脹可能會提前到來，而不是晚來。這將影響我們周圍的一切，從意大利家庭主婦到美聯儲貨幣政策。”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海外人口數據庫，作為中國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的主力軍，15歲至39歲年齡段的人數去年已下降至5.25億人，而五年前則是5.57億人。與此同時，截至去年9月，中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則從五年前的1.17億人升至1.47億人。

　　平均工資五年翻倍

　　勞動力短缺意味著，中國內陸地區的工資成本正迅速趕上東南沿海地區。在距離沿海地區約500英里(約合800公里)的河南省，工廠的平均工資在過去五年增長了110%，而重慶的平均工資也上漲了84%。同期，處于中國東海岸的上海平均工資上漲了78%，深圳上漲了77%。

　　彭博產業駐香港科技分析師基滕德拉·瓦拉爾(Jitendra Waral)表示：“自2006年以來，中國內陸與沿海地區的工資差距縮小了50%以上。”外界預計，到2015年，大陸年輕務工人員數量會下降2000萬，至5.05億人，到2020年將再次減少2200萬人。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制造商將面臨更大的工資成本壓力。

　　根據日本外貿協會2012年4月發布的一份報告，在湖北省會城市武漢，日本兩家汽車廠商日產和本田的員工基本月工資為333美元，而廣州為352億美元，深圳為317美元。

　　美國咨詢公司Hackett Group的數據顯示，中美兩國制造成本的差距在過去八年間縮小了近一半。該公司認為，這是一個“臨界點”，將促使部分美國企業回流，或將工廠遷往距其用戶更近的國家或地區。Hackett Group的客戶包括微軟和波音等知名大企業。

　　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國已經從這種行業趨勢中獲益。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報告顯示，2011年越南吸引的外國投資達74億美元，較5年前增長了三倍多。在柬埔寨，這一數字增長了85%，至8.92億美元；孟加拉國增長了43%，至11億美元。

　　出口貢獻或下降

　　香港文胸制造商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去年關閉了在深圳的工廠，將生產轉移到柬埔寨首都金邊。黛麗斯董事長兼總裁Fung Wai Yiu在公司2012年報中寫道，“我們正在縮小在大陸的產能。”

　　日本外貿協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廣州，工廠工人平均月工資為352美元，相比之下，越南首都河內的工人平均月工資只有111美元，金邊為82美元，孟加拉國首都達卡更低，只有78美元。

　　大陸其他廠商，如保定長城汽車，都在投資自動化技術，以減少員工總數。世界銀行去年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合作，發表了一份題為“中國2030年”的報告。它在報告中寫道：“一個殘酷的現實就是，除非中國提升產業價值鏈，否則未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下降。”

　　作為蘋果全球最大供應商，富士康是首批在內陸地區建廠的中國大型出口商之一，中國絕大部分外來工都來自于內陸地區。富士康在河南共有25萬員工，其中，超過90%都來自于這個人口達9400萬的省份。

　　九成男性外出務工

　　美國公平勞動協會(以下簡稱“FLA”) 總裁兼CEO奧萊特·馮-希爾登(Auret van Heerden)表示：“我接觸的每家公司都對勞動市場短缺吃驚不已。富士康選擇將工廠遷到人口眾多的省份，他們原本以為這份省份勞動力資源豐富，但結果卻發現，年輕一代人根本不想在工廠打工。”

　　24歲的諸葛雷雷(音譯)兩年前與富士康鄭州工廠簽訂了一份合同，然后被送至富士康深圳工廠接受為期四個月的培訓。諸葛今年1月說：“壓力還是蠻大的。一旦拿到年終獎，我就打算辭職不干了。”

　　富士康在內陸地區建廠，已使得無數務工青年離開鄉村，走進城市。根據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科學院以及美國斯坦福大學對2020個農村家庭實施的聯合調查，在五個中部省份的農村地區，在20歲至40歲年齡段的人群中，90%以上的男性以及近76%的女性都選擇了外出務工。

　　斯坦福大學農村教育促進項目主任斯科特·羅澤爾(Scott Rozelle)說：“中國年輕一代的勞動力都出去打工了。工廠遷址內陸地區或許有一定幫助，但幫助并不大。在內陸地區，他們會享受到稅務方面的優惠，土地也比較便宜，遷址并非為了廉價勞動力。”

　　從2008年開始，羅澤爾每年都對中國部分內陸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他雇了大約300名學生和實習生，讓他們尋找在家務農的20歲至40歲年齡段的壯年勞力，每發現一個，獎勵100元人民幣。羅澤爾說：“我一分錢都沒花出去。在四川北部、貴州和甘肅，農村根本沒有20歲至40歲的勞動力。我的學生花了很長時間進行調查，也很辛苦。”

　　工人條件日益苛刻

　　在距富士康鄭州工廠大約30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名叫孟莊(Mengzhuang)的村莊，村子周圍種滿了大紅棗果園。在一條塵土飛揚的街道上，郝勇(音譯)正蜷縮在自家小賣店的火爐旁取暖，身旁到處是裝大紅棗的箱子，希望過路人能買走幾箱。30歲的郝勇說，“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他曾報名參加富士康的招聘，但因身有殘疾，未被錄用。

　　富士康在大陸的員工人數兩年增長了50%，達到120萬人。但過去三年間，富士康在大陸也遭遇了員工自殺、罷工等諸多問題。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時間最長達12小時，他們常常抱怨工廠管理人員太難伺候，難以滿足其要求。

　　勞工權益保護組織China Labor Watch稱，去年10月，多達4000名員工從富士康鄭州辭工。據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部分工人難以避免iPhone保護殼上留下擦痕，最終引發了一場紛爭。China Labor Watch高層李強說：“工人們的要求越來越高。他們花錢的地方很多，但又不想長時間工作。”

　　迫于蘋果和媒體的壓力，富士康最終在2010年給大陸部分員工的工資翻了一多倍，同時還讓工人在工會中掌握更大的話語權。例如，在富士康鄭州工廠，員工宿舍樓看上去就像是私人住宅樓，擁有商店、歌廳等生活娛樂設施。

　　富士康鄭州工廠發言人劉坤在接受采訪時說：“如果你想要長期存在，就必須打造一個完善的體系，不僅提供就業機會，還有生活方式。”工廠向內地遷址還面臨著其他挑戰。例如，遠離承包商和零部件廠商，會使供應鏈拉得太長，增加運輸成本。

　　依舊具有諸多優勢

　　廣州一鼎紅紡織服裝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康勛達(Kang Xunda)稱，由于稅務方面的優惠，以及用地更便宜，該公司在2009年將生產從廣州轉移到河南省滑縣。兩年前，一鼎紅又將工廠遷回至沿海地區：“這么一折騰，數百萬沒了。在滑縣，我們在工人工資上沒有省一分錢，而物流更是一個噩夢。”

　　康勛達說，一鼎紅在河南很難找到供應商，如果能在那里找到一家，那么在沿海地區找到30家。他在接受電話采訪時稱：“在廣州，你說三天將貨發到，那么三天就能送到。在河南，你跟人家說一個星期將貨物發到，但最后用了一個月時間。”

　　制造商在將工廠遷至內陸后，往往會加重沿海地區勞動力短缺問題，因為這些企業聘用的許多工人以前曾在沿海地區打工，后因某些原因回到家鄉。河南居民王曉紅(音譯)曾經在杭州一家電子設備工廠打工，去年返回了鄭州參加招聘，并成為百萬富士康勞工大軍中的一員。如今，扣除食宿費，王曉紅的月基本工資約為1500元，與在杭州打工時一樣。

　　23歲的王曉紅來自于河南登封，她說：“離家近點，感覺當然更好。我可以常回家看看，吃上老媽自己做的燴面。”原高盛大中華區主席、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及董事長胡祖六表示，對于制造商來說，除了勞動力成本低，中國大陸還具有其他一些優勢，如國內經濟規模，基礎設施一流，毗鄰零部件供應商，物流網絡成熟等等。

　　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高盛在2012年12月11日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稱，中國內陸地區出口額所占的比例已經從2010年12月的5.5%升至去年4月的8.7%。去年，中國中部和西部地區商品出口總額分別增長22%和38%，而東部沿海地區僅僅增長了5%。

　　美聯儲經濟學家簡·哈特梅爾(Jane Haltmaier)本周早些時候表示，如果就業增長疲軟，或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203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將放緩至6.2%或更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人員米塔里·達斯(Mitali Das)和帕帕·恩迪亞耶(Papa N'Diaye)稱，中國勞動力廉價的狀況或許至少還能持續五年時間。二人在發表于今年一月的報告中寫道，中國目前共有1.5億人失業或未充分就業，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到2020年至2025年。

　　但他們也指出，這一預測可能低估了勞動力短缺的前景，因為40歲以下務工人員數量下滑速度會快于整體勞動力。斯坦福大學的羅澤爾說，年齡更大的務工人員“不愿在工廠打工，而工廠主也不想雇他們。”

　　瑞士信貸分析師陶冬認為，隨著中國中部的農田紛紛變成工廠，到2020年中國將面臨近1800萬勞動力缺口。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型，會推遲中國相對優勢消失的時間。他說：“過剩勞動力會越來越少。中西部地區將無力支撐更多類似富士康規模的工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