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良是東莞一家從事LED研發生產的小型企業，2011年營業收入近5000萬元，在中小企業遍地的東莞，鐘良的公司并不起眼。但由于民營企業機制靈活的特點，加上鐘良本人精于經營，這家成立僅5年的公司發展很快。令鐘良始料未及的是，自2012年以來，他的日子不好過了。

　　“產品賣不動，工人招不到，融資也沒有渠道”，鐘良對記者表示，他此次來北京，想通過熟人關系，從銀行借些錢，但目前來看，“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鐘良的遭遇并非個例。有業內人士稱，這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中小企業最難挨的日子。“珠三角”多年來都是“中國制造”的核心地帶，正是依靠這里遍地開花的中小企業，才支撐起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但最近兩年，“珠三角”中小企業在經營方面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困難，甚至引發了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

　　利潤微薄

　　東莞2011年有300多家LED企業，數目比上一年增長約30%，90%以上的企業產品主要面對國際市場。但現在普遍銷量下滑，有的企業已經倒閉，有的轉型做其他行業了。據鐘良介紹，兩年前，他公司產品的總毛利為25%，但刨除12%的人工、廠地、租金、銷售、稅等管理和銷售費用，凈利僅有8%。而且其中還包括保險計提，作為瑕疵產品的賠付。

　　據業內人士介紹，LED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許多企業即便不懂技術，也可以靠組裝LED部件在市場占據一席之地。“目前許多企業都集中在低端市場，重量不重品質的LED產品越來越多，大概90%的企業都在打價格戰。”鐘良如此表示。

　　過剩產能引發企業之間惡性價格戰，使LED行業下游企業產品價格不斷下降，利潤自然也被攤薄。目前LED行業的毛利率僅在20%左右，而凈利潤不到5%。

　　除了LED行業外，其他行業的中小企業同樣遭遇利潤低下的困境。鐘良一位朋友7年前在東莞開了一家從事汽車散熱裝置的小型公司，同樣利潤低下。該公司負責人表示，主要是無力承受上漲的成本。據其介紹，2008～2012年，原材料價格上漲了15%，工人工資每月從2500元上漲到3500元。

　　同時，世界經濟持續疲軟和人民幣增值、美元貶值等因素，使產品的銷售價格基本維持在三四年前的水平。

　　事實上，最近幾年，隨著原材料、勞動力、土地、物流、融資等成本持續上漲，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生產經營成本壓力不斷加劇，利潤空間一再被壓縮，嚴重影響到我國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并成為削弱我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在宏觀經濟下行和成本持續上升的雙重壓力下，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不斷縮小，生產經營困難加劇。2012年9月底，渣打銀行公布的2012年第三季度“中國中小企業信心指數”為46.71，連續第二個季度回落，持續徘徊在50臨界值之下。其中，投資信心指數驟降22個百分點。在重慶、湖南、浙江、廣東等多省市，都出現企業利潤下滑、虧損增多、停產及半停產企業增加等現象。

　　另一方面，成本持續上升減弱了我國出口產品價格的競爭力。據商務部統計，2012年上半年與2011年年底相比，我國出口占主要貿易伙伴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份額分別下降了1.7、0.62和1.04個百分點。其中，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下滑尤為嚴峻。

　　利潤下滑的同時，中小企業承擔的稅收和非稅收費用卻增長迅速，甚至大幅超過企業利潤。數據顯示，2012年1～7月，湖南省中小企業稅收比利潤增幅高14.3個百分點；2012年上半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研發現，在工業企業利潤下滑30%～40%的情況下，所調研各省的稅收增長仍然達到兩位數以上，表明企業稅收負擔過重。

　　值得關注的是，2012年以來，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和房地產調控的影響，為了保證預期的財政收入，不少地方加大征收各種非稅收費。2012年前三季度，天津、安徽、廣東等省份的非稅收入增幅分別比稅收收入增幅高出40、30和18個百分點，這也充分折射出中小企業財稅優惠政策落實的現實困境。

　　融資困難

　　除了利潤空間被壓縮，融資問題也一直是中小企業難以翻越的“大山”。

　　鐘良此次到北京就是為資金而來，“銀行不給我們這樣的企業貸款，只好到北京來找朋友”。

　　據業內人士透露，LED行業內普遍存在著“連環債”問題。許多企業與供應商合作，靠信用來保證企業資金的周轉。按照行業內的普遍規則，許多人選擇向上游原材料供應商賒賬，同時允許下游客戶欠款以維持企業長期訂單。在這條循環欠款的鏈條上，一旦企業的銷售市場不穩定或利潤空間下降，產品質量不能滿足客戶要求，這條欠款鏈條就會發生斷裂。

　　如果供應商賒賬期延長，企業糟糕的資金情況就會被傳到行業中，幾家供應商會同時向企業要賬。這就會像銀行擠兌一樣，一邊向你要賬，一邊又斷貨，企業很快就會垮掉。

　　中小企業融資難已是不爭的事實。外部成本上升推動資金需求增加，在緊縮銀根情況下，中小企業獲得信貸資源受限，融資需求滿足度偏低。加上中小企業有效抵押物不足，貸款難度也隨之增加。即便貸到款，貸款利息上浮及擔保費用，也讓中小企業無力承擔。

　　全國工商聯調查顯示，規模以下的中小企業90％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的借貸關系，微小企業95％沒有從金融機構獲得過貸款。北京有中小企業25.2萬家，占全市企業總數的99.7％，而這些中小企業從直接融資渠道獲得的融資比例只有2％～5％；上海有34萬家中小企業，僅有10％的企業享受過銀行的貸款服務。

　　數字還顯示，我國每年有30％左右的中小企業倒閉，而其中約60％是因融資問題得不到解決所致。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呢？

　　業界人士稱，一是我國長期性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不利于中小企業融資，主要問題是宏觀經濟政策采取增長優先導向，而不是就業優先導向；二是由于中小企業效率較低、信用不足、抗風險能力弱等原因，各金融機構從成本、風險、收益等方面考慮，都更偏向于給大型企業融資，導致中小企業融資不足；三是低利率政策導致中小企業融資異常困難。

　　因此，許多中小企業不得不走向“曲線貸款”之路，借助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間接獲得銀行資金，有的甚至被迫接受銀行一些近乎苛刻的要求，這就大大提升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

　　無奈出走

　　在利潤擠壓和融資難的雙重壓力下，中小企業的結局顯得非常無奈。有的出現老板跑路；有的直接破產倒閉；有的鋌而走險，選擇民間借貸的高風險途徑；有的企業只得被迫遷移。但不管選擇什么樣的方式，中小企業的最終命運都令人擔憂。

　　在合法融資無路可走的情況下，部分中小企業無奈轉向民間市場，即擔保公司和地下錢莊這樣的融資性中介機構。這些渠道雖能提供貸款，但是利率卻高得驚人，而且會導致較大的風險。

　　來自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數據顯示，2011年9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是25.44%；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89%的家庭或個人、60%的企業參與其中。

　　鐘良認為，貿易企業最需要現金流，四五個月貨沒有流動起來，現金馬上斷流。“急需資金如果從民間借高利貸，相當于吃慢性毒藥。”

　　浙江致健家俬有限公司目前就陷入民間借貸風波。公司董事長黃菊云介紹，自2012年3月至今，她的浙江致健家俬有限公司先后被泰隆、浦發、農行等銀行抽貸了約4000萬元，占其貸款的2/3。為填補資金空缺，黃菊云的民間借貸已升至3000多萬元，其中絕大部分為高利貸。這對年銷售8000多萬元、凈利潤率只有6%～7%的公司來說無疑是致命打擊，也最終導致了這家企業的慘敗。

　　而面對“珠三角”日益嚴峻的用工環境，不少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不得不選擇出走。

　　洪明在東莞經營了一家玩具企業，當2008年廣東省啟動“雙轉移”時，他并沒有走出東莞的打算。當時他曾算過一筆物流賬，到湖南開廠，原材料要從“珠三角”采購，成品出口還要走深圳鹽田港，因此運輸費用粗略估算將從原來占成本的4%大幅提升到占10%，而他更愿意將這部分成本用在提高工人待遇上。但后來“珠三角”出現的大幅漲薪以及招工難讓他下決心出走。

　　洪明介紹，他們首先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到了廣東省肇慶市懷集縣，后來又去湖南郴州再開分廠。在完成同樣數量訂單的情況下，東莞工廠的聘用工人總數比原來減少了20%。

　　但從目前來看，洪明這兩次轉移都不太成功。因為內地用工也面臨諸多問題，如內地的員工都喜歡住在家里，員工宿舍沒人住，因此想從周邊鎮上找人都很困難；而且很多工業園區的交通配備都很差，很多企業要自己配客運車接送工人。

　　但是他表示：“如果企業要繼續辦下去，必須要轉移，沒得選擇。雖然目前內地的勞動成本也在上漲，而且加上運輸費用，內地的成本與“珠三角”差不多，但至少內地可以招到人。”

　　有的企業已經開始考慮向國外轉移。一位玩具企業老板表示，目前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地是很多工廠轉移的地方，那里的投資環境目前還可以。但他也表示：“那些地方的用工問題已經隱現，如當地勞動力有限使企業規模難以擴大，近年來用工成本也在不斷上漲等。”